黄怒波 从中宣部最年轻的处长到传奇巨富_环球华商_财经_星岛环球

三十多年前的中南海里,黄怒波26岁成为中宣部最年轻的副处长,29岁成为最年轻的处长,却在一帆风顺时不顾反对“下了海”,如今已经成为传奇的他在三十年前为何会如此冒险?回首三十年的人生经历,他都在想些什么?

三十多年前的我

文\黄怒波

前两天我们在开《中国经营报》年会,主持人在会上问每一个人,“三十年前,1984年,你在哪里?”我突然就想起自己差不多都忘掉的过去。轮到我说1984年我在哪里,一想,我是在中宣部。干什么呢?在中南海上班。三十年前的我无法想象三十年后我会站在这里。

黄怒波先生

1984年,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往上走的时候,整个社会的气氛特别好。大家尽管有争论,但是一致认定,我们要改革。我那时候在中宣部,是在干部局的,每天骑一辆自行车,在中南海里面骑着走。

中南海很大,东西南北的门,分不同的证,我的证就是通行证,哪个门都可以出去。有一天看两个人在路上,中南海路也不宽,有一个人在前面,走在路中间,个子也不高,我就使劲按铃铛,意思是你让开吧。然后那两个人就停下来了,回头看我,一下把我吓得跳下来。谁啊?胡耀邦,带着他的秘书。

胡耀邦很诧异,他的秘书很愤怒地瞪着我。我就站在路边不敢动了,他们转身走了。第二天下了一个通知,见了领导要下自行车。后来中宣部搬进了靠近紫光阁的地方。紫光阁就是总理接待外宾的地方,每天能见到不少人。但是那个年代很平等,大家也很朴素。

昨天我见到咱们的文化部部长,部长说你当年干什么,我说在中宣部,后来就出来了。我说你的一个常务副部长是我当年调来的。他说是吗?我说我当时在干部局,当年是从人民大学把他调来的。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他看见我,跟所有人说:“快过来,这是我的老领导。”旁边人看是个土豪,怎么会是常务副部长的老领导呢?我如果不走,我一定可以是个副部长。

可以说,在中宣部我确实受到了很严谨的训练,廉洁而且朴素。为什么呢?大批从干校回来的老同志,都是从延安时代,从解放战争时代过来的老同志。我在干部局,每个人的档案我都看。我们的档案就这么薄,他们的档案那么厚,有几摞。我看着风风雨雨,历次的政治运动,所有的都看。这些老同志,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被打倒了,到干校去了,几十年后回来,无怨无悔,干劲十足,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作风,就是严谨。

后来,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来了。知道中央在极为激烈地讨论,中国往哪里去。最终改革的意见占了上风,这要感谢耀邦同志和老一代的人。到20世纪90年代,小平同志大力讲改革,尤其到1992年,出现了改革的大潮,我在中宣部再也待不住了。

黄怒波毕业于北大中文系,至今仍在进行诗歌创作

此前的我,原想毕业了,可以留在北京。而留在中宣部,是想也想不到的。当时在中南海里工作,我和所有的领导人都照过相。而当时一家报纸“黄山日报”,这四个字都是我通过小平同志的秘书,请小平同志给题的。

现在我就无法想象为什么大家还往行政机关里钻。当年没有办法,我大学毕业了,不去中宣部就得回宁夏,可能在黄河边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师,现在也该退休了。但是在中宣部的经历,让我感觉中国要发生大变化了,看着小平同志、耀邦同志的批示,我坐不住了,坚决就要下海。但是下海去哪里?不知道。只是觉得可以试一试,除了当官,我还可以干点别的。

那时候北大的人,就不安分。可以说好不容易能进北京了,又不安分到中央机关工作;到了中央机关工作又不安分了,又想做更多的事情;这就是北大人的一个特点。那时我想,不能被这个时代落下,改革开放了,我就要下海。

那时兴“下海”这个词,至于下海是做乞丐还是做什么,我不知道,但是,我一定要接受挑战。为什么?在中宣部我已经待得如鱼得水了,26岁成为最年轻的副处长,29岁成为最年轻的处长,后来任党委委员,分管青年工作。对于团的工作我很熟悉,再往下发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

但那时候,整个社会是热气腾腾的。所以我讲“我们是谁”。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感应下,勇于下海的第一代人。这个,要比现在的许多人强。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企业,不知道命运在哪里。我坚决要走,中宣部领导不同意,他认为这么培养你,你为什么要走?后来磨了一年,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。我说:“我是中共党员,我走到哪,都是给党工作的。你为什么非留我?你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,你何必留我?”那个时候朱穆之在外宣小组管我们,朱穆之批了三个字:让他走。

我走了以后,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宣部,但现在我知道在中宣部我是个传奇。绝大部分人都是升官走了,我就不举例子了,但新来的人一定知道黄怒波。为什么?他们都说我们中宣部出了个人,那个土豪,那个登珠峰的人是我们中宣部的人。很多人在不同场合都说:“啊呀,我终于见到你了!”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守着皇家大院。当然,出来以后还是挺苦闷的,不知道干什么。不像现在的你们,太幸福了,创业,有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给你们提供知识和平台,有我这样的人过来给你讲创业过程的酸甜苦辣。

当时谁给我们讲啊?举几个例子,那时候根本不知道(做企业)什么是体验。我们那个时候就看书,我们做企业的几乎人手一本《胡雪岩》。当时为什么看呢?因为觉得胡雪岩好了不起,没有文化,也没有钱,自己就做成了一个那么大国家级的商人了,觉得中国社会我们得学这样的东西。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是这样的,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,还在争论:到底是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。所以那个时候做的一些事,还冒着险。比如傻子瓜子的年广久,当时政府做了决定,不能抓他。要抓了这个人,改革开放就完蛋了。所以我们当年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业。所以我们是谁呢?就是一种原生原发的土豪,也应该说,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幸运儿。我没有甘于平庸,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,虽然后来也吃了很多苦,把所有都经历了。

酷爱登山的黄怒波

当然,回想起来,我经历过“文革”,经历过下乡插队,很多日子真的是不堪回首。我记得插队的时候,有一年,我们把麦子刚刚割倒,下了一星期的雨。麦子割倒以后,必须要把它收起来,放到场上,去打场,扬场,麦子才能收好。但是下了一个星期雨以后,麦子在地里,又把芽长出来了,这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。我和农民都站在地头哭,哭的不是自己一年的工分没有了,而是我们的心血啊!你知道种麦子有多难吗?那个年头,冬天早上四点多起来,在黄河边手冻得不敢伸开,套车、拉粪,然后到地里去撒,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干过来的。

到麦子快熟的时候,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天天轰麻雀,我就拿着那种打云彩的土炮,站在田边,看这儿麻雀多了,放一炮,麻雀跑了,然后又落到那儿去,天天跟麻雀战斗。那个岁月,我也就十六七岁啊,经常累得一回到我们知青宿舍的土炕上或躺到地上就什么都不想吃。每天早上起来,门口渠沟里的水,冰的要死,也得刷牙呀。晚上,我们就在灯下读《资本论》。没有电,就拿拖拉机用的柴油,一夜油灯下夜读后,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和鼻子哪里都是黑的。有一次晚上看得太累睡着了,柴油灯就倒在我的炕上,把我的一件军大衣烧了一半。

回想这段日子,这段日子不可能再回来,你们这一代人不会经历到,但是却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人。你们看到的陈东升、王石、冯仑,都是这一批人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这样过来的,所以知道改革开放的伟大,小平同志的伟大,不容易。所以我问:“我们是谁?”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。

(来源:北京大学出版社)